“从懂事开始，别人就告诉我，父亲是领导，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勤务员面貌出现的。”2015年，时值“人民的好书记”谷文昌诞辰一百周年，厦门检验检疫局退休干部、谷文昌的大儿子谷豫闽，深情讲述了记忆中的父亲——

             “你是勤务员的儿子”

1950年，父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时，按照上级的命令接管了福建东山县。此后，又相继担任东山县委书记十年，先后在岛上待了14年之久，期间总是与群众待在一起，家里很难见到父亲的影子。植树造林、治理风沙、改造低产田、抗旱救灾、修海堤、建水库的场景里，却总缺不了他瘦削的身影。

虽然身为“一把手”，但出身农民家庭的父亲，参加革命前是石匠，是打石头、干农活的好把式。来到东山后，他特意找人打造了一套农具，有锄头、有镰刀等。每次下乡，他都带着那套农具，下到田里与群众一起干活，对群众嘘寒问暖。同时他还经常对身边的秘书、勤务员说：“你们跟我走入群众中，可不能像这样站在边上看着，得跟大家一起劳动。” 在他看来，只有一边干活一边和群众聊天谈工作，才能听到真正的声音，才是真正深入群众。

父亲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同样严格要求子女。自我上初中开始，每年寒暑假，父亲总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赶到地里参加劳动。刚开始，我也不乐意，冲他抱怨：“我们又不是农民不用赚工分，为什么不把时间用来读书、休假呢？”

父亲听了，便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吃的东西都是来自农民的辛苦付出，来之不易，你去体会了他们的辛苦，才会懂得珍惜。”父亲怕我们在机关长大有优越感，还经常提醒我们兄妹几个：“我是群众的勤务员，你们是勤务员的儿子，时刻不能忘记群众。”渐渐地，我们兄妹几个都学会了劳动。种树、割水稻、挖土、挑担子、种菜，与农民的孩子差不多。农忙时，一起劳动的农民指着我说：“这个学生仔割稻子割的快，当农民可以拿十个工分呢”。

“不能一饱忘百饥啊！”

60年代初，正是新中国特别艰难的时期，群众家里困难。外祖母、患病的舅舅及表姐等亲戚也和我们一起住，加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同时还要给老家的奶奶等寄生活费，爸妈还经常接济困难的群众和干部，我家的生活有时甚至不如一般的群众。那会儿十四五岁的我，下处于长身体的时候，早晨总是稀米汤配地瓜（限量）、咸菜，每到中午放学，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冬天到了，我们没袜子、毛衣穿，就去捡别人不要的破袜子、破毛衣，再由母亲把线拆洗了，重新织出“新”袜子、“新”毛衣。我先穿，穿到不合身了，再按顺序传给弟弟妹妹们。我上大学时穿的许多衣服，都是用父亲的旧衣服改的，大部分时间是打赤脚。子女如此，当书记的父亲也如是。他唯一的大衣就是从旧衣摊里淘的，父亲把它带回家洗得亮亮的，很是喜欢。但他平时并不穿，只在遇到开会等重要声合才穿上，事情结束又立马脱下，像是宝贝一样收着。他去世时穿的就是这件心爱的旧大衣。

“要看看困难的群众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不能一饱忘百饥啊！”父亲常常这样教育我们。1964年，父亲被调往福州林业厅任职，上任时，他还带着两罐自制的腌菜。大家都在开他玩笑，他却笑道：“自己做的，吃习惯了，不吃不行。”在家里，他有空也会去捡别人不要的菜叶，边捡边笑着说道：“哎呀，这片不错呢，还很嫩。”然后拿回家把它洗净、凉干、腌制成咸菜。

困难时期，家里养了兔子、养了鸡，但自己吃的很少，多半让父亲叫我拿去收购站卖了，再把换来的钱拿去帮助有困难的群众。父亲生病时，唯一能吃上的“补品”就是吃一两个鸡蛋，加上一碗小米粥或面条汤。1972年，我从宁化回漳州探望父母，只见爸妈在一斤牛奶里对了水煮开，然后倒进六个碗，他们和四个孙子、孙女兴高采烈地每人喝一碗。妈妈说，这还是在漳州，要是还在东山和宁化那能喝上牛奶？我当时差点眼泪都流下来了。

“年轻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父亲常对家里人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父亲也常这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

于是，多少年来他的手总是“干净”的，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然而他的腰却直不起来了，被常年的辛苦劳作压弯了。

1969年冬，父亲被“下放”到宁化县，先是在禾口公社红旗大队，他和几个下放干部一道帮助农民改造低产田，当季水稻获得大丰收，群众称呼父亲是“谷满仓”。后来，父样又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总指挥。虽是当着领导，他总冲在生产第一线，以56岁的老朽之躯与群众们一起抬巨大石条，至此落下腰痛的毛病。但他提起在宁化的经历，总是赞扬那里的群众对他很好、很善良，从不说在工地上艰苦生活。

知道父亲身体不好，为了能照顾他，1970年，我毕业时，曾主动要求分配到宁化县。当我告诉父亲，准备和他在一起时，得到的竟是父亲的批评：“你不要和我在一起，你们年轻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在父亲的“干预”和鼓励下，我主动要求调到宁化县最偏远的地方，位于海拨800多米的半山腰上的安远公社岩前大队安家寨下乡劳动（带薪）。山上气候冷，生活不方便，但有父亲的榜样，我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当地三个生产队第一次种成了双季稻，获得了好收成。

1972年，父母调到漳州工作，我还留在宁化。当时父母两人身体都不好，而我的小儿子由于先天性心脏病也时常住院，我试着向父亲求情：“让我们调回漳州去照顾你们吧？”父亲不同意：“你们在那边就好，我们有组织照应。”

对家里人来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老顽固”。母亲与父亲一样，同为南下的老干部，1952年，母亲就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但每次提职、提薪的时候，父亲就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说咱们都“让一下”。这一让就是三十多年。父亲在逝世前提了一级，而直到父亲去逝后的第三年，母亲才升一级，为行政17级。1962年，我的大姐高中毕业后就在东山县财政局当临时工，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她才成为正式职工。

许多人称赞父亲是一个“时刻想着群众、忘记自己的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群众、一个劳动者、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若他站在群众当中，从穿着上、从言行举止上，你可能看不出他是个领导。他与他心里挂念的群众并没有两样。1981年1月30日，他临去世前留下遗言：“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1987年，他的骨灰被迁往东山，终于如愿以偿了。而父亲留给我的，是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