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初夏的北京，一位跨世纪的老人静静地睡去，神色安详恬静，就像劳作之后香甜沉睡的普通老者，只是这次，她已永远不会醒来了。

是的，她累了。她拼搏奋斗了90年的生命，就这样悄然走到尽头，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岁月里，铭刻着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不息并为之奉献的生命精彩。这位新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女行长，第六、七届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国务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就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铿锵巾帼——陈慕华。

烽火岁月投奔延安

1921年6月，陈慕华出生在美丽的江南小城浙江青田。她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军人。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南京读中学的陈慕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内心十分愤怒。在看了当时的《新华日报》之后，她感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于是，她毅然辞学，辗转到了西安，并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从此，这位娇小姐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陈慕华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和学习。1938年6月，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延安抗大开办参谋训练队，只招收男培训人员。当时的女战士大都只是搞卫生、当护士或学医，搞通讯的很少，陈慕华不甘于此，想从军学参谋。于是，她毅然写信给毛主席，讲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和信念。“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参加参谋训练队？”17岁的陈慕华站在毛泽东面前，对领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她那纯真坚定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陈慕华等11名女战士终于正式被批准进入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学习。

延安那段岁月在陈慕华心中永远难以忘怀。她与后来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在这里相识并相恋的。钟毅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寇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与陈慕华同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两人于1940年结婚。陈慕华曾回忆：“没条件搞结婚仪式，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大家吃的都很差，生活标准都很低，行李也都不多，反正两个人的行李凑到一起，搬到一个窑洞里，就算结了婚。”

1943年11月，陈慕华的二女儿在她最艰难的时候降临人间。延安整风时陈慕华因叔叔陈栖霞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受到某些人的围攻和审查。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一家人不能团圆。二女儿出生后，陈慕华一直为女儿的前途作抉择：送给可靠人家？还是留在身边？

为了革命需要，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下，陈慕华最终不得不把二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1945年，王进夫妇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在此后魂牵梦萦的30年里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一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女儿，却一直杳无音讯。

直到1975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一位女同志叫王进，沉寂多年的希望之火再次被点燃。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一眼就认出老太太就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仔细端详着王老太太，还未开口眼泪就掉个不停，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3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王进听后，既为陈慕华找到女儿而高兴，也为陈慕华的大度而感激，不由热泪盈眶。

致力金融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首位女行长

1985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共和国央行第一位女行长，时年64岁。当时，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陈慕华上任时就明确表示：“早些时候银行就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大‘出纳’，1984年1月1日银行机构真正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时间、经验的欠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在职能划分上的关系还没完全调整好。货币发行量过猛，物价上涨过快。对此，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分灶吃饭’以搞活金融，调控信贷投放，发挥银行这一经济杠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成果初显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号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此，陈慕华提出，为了贯彻好“经济要稳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针，央行必须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

1986年，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编制了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以此确定金融宏观控制的目标。

陈慕华特别重视研究货币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经过这些尝试之后，陈慕华上任时面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货币回笼情况良好，信贷总规模、资金结构和贷币发行量得到了调整，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金融工作正逐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搞活金融中的货币问题，陈慕华曾形象地说：“涨价的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大，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大家疯抢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回过头来向银行要钱，银行就要多出钱，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银行屁股。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银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研究货币问题以解决根本问题。”陈慕华这种研究货币问题的决心，成为现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典范。

新中国妇女儿童慈善事业的奠基人

1988年4月，陈慕华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年9月，陈慕华又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妇联主席。此前，当中央领导同志找她谈话，推荐她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曾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选错了人？”在确信她要担任此职后，陈慕华曾经幽默地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了’。”

走马上任后，陈慕华表示一定干好份内之事。她主政的全国妇联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她注重从妇联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让妇联在服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中找准位置，选好角度，把握着力点，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适应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1989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有480万7岁至14岁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看到这个数字，陈慕华震惊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数字！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关注发展。在陈慕华的倡导和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设立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践行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一个规矩，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而且率先捐款。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和‘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为了创造培养妇女人才的良好环境，1992年初，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全国妇联决定：自己筹资，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扩建一所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女子高等学府——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将专项集资兴建中华女子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妇基会。陈慕华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临募资一线，转战大江南北。她走到哪儿，就宣传鼓动到哪儿，安排落实到哪儿。她曾说过：“办好女性教育是千秋伟业，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为了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建成中华女子学院，陈慕华一步步制定筹款方案，甚至连设计图纸和施工等具体事务她都亲自过问。她冒着酷暑、寒风，多次到建造中的中华女子学院视察，从防水层问题到学生宿舍内部结构的设置，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几年中，陈慕华带领妇基会的同志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向社会广募资金，最终募集资金达1.5亿余元，较好地完成了专项集资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她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华女子学院已被建设成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型女性人才的现代化大学。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慕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9月，又连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1998年之后，她还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发挥“余热”，曾成为第十届宋庆龄樟树荣誉奖的唯一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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