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警卫毛主席二十七年
阅览： 日期：2012-03-01
在纪念建军党90周年之际，笔者慕名来到北京西城区总参干休所，采访了离休在此安度晚年的中央警卫团警卫大队原副大队长陈长江。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警卫＂，深情回忆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贫农儿子当上主席警卫队长
1931年9月，我出生在江苏海安县邓庄乡邓舍村一个贫农家庭。我家祖祖辈辈租种地主的地，维持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遇到灾荒年就难以为继。父亲陈友林、母亲汤氏都老实巴交，在国民党统治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家挤在一间租住的破房屋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年复一年在苦海里煎熬。我家兄妹6个，我是老大。为协助父母养家糊口，1943年我12岁时，就去给地主干长活，到15岁已经给4家地主干过活。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哪一家干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干重活吃猪食，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海安、如皋一带打过不少仗。抗战时期，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统一战线做得最好。打黄桥时，陈毅对付顽固派，机智灵活地又打又拉，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解放战争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歼敌5万，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那时，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后来的解放军时常住在村子里，干部、战士对老百姓态度和蔼，纪律严明，卖买公平，这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暗下决心，也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1946年8月，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当时，解放战争向纵深发展，我报名参加了泰州军分区一师独立团，在特务连当侦察员，先后参加了曲塘、白米、江堰、塘坝、树程庄等30多次战斗。在战斗中，我多次荣立战功。1949年3月入党，同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我所在的苏北军区泰州军分区部分部队留在江北，边修筑加固长江大堤，边执行农副业生产任务。那年9月我上调军分区特务连，担任军分区首长的警卫员。
我是建国以后警卫毛主席时间最久的警卫队长，没有想到，我这个贫农的孩子，能成为毛主席的警卫队长，真是三生有幸啊！
因为工作认真勤快，1950年1月，我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1营1连，当时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要到首都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紧张的是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警卫团1营为内卫营，负责中央最高首长的安全警卫任务，一连负责警卫毛主席，二连警卫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三连警卫周恩来总理。
选调中央警卫团要符合12个条件，我记得主要有以下几条：家庭和个人历史清白、打过仗立过功、共产党员、身体素质好、有一定工作能力等。
到警卫团几个月后，我被派到南京军区某部集训半年，进行政治、军事、警卫、保密等全面强化培训，以提高军政素质和执行特殊任务的能力。回到中央警卫团后，我开始了在毛主席身边长达27年的安全警卫工作。
1962年，毛主席身边撤销卫士长后，由我带领的警卫中队接替，全权负责毛主席的警卫、日常生活等。
我第一次与毛主席亲密接触是1952年4月一个暖意洋洋的上午，我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口站哨。毛主席工作了一通宵出来散步，看见了我，朝我走来，“你是那里人？”毛主席忽然在我面前停下，微笑着问。“我是……”我刚开口，毛主席摆一摆手，示意我不要往下说了，便开了口：“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主席面有喜色地说：“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对吧？”“是的。”我惊异主席的听力和判断，忙说：“我是海安人。”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你们那个地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打过不少仗啊。”接着他又问叫什么名字？“陈长江”我赶紧回答。毛主席又重新把我打量一番说：“好，长江，中国第一大江。你这个名字好记。”从此以后，毛主席真的记住了我的名字，一见到我，总是先呼我这个好记的名字。“你什么时候当兵的？”“1946年。”毛主席又关切地详细询问了我家的情况。听了我的介绍，主席说：“旧社会有不少穷苦人和你家情况差不多。所以，要起来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这次终生难忘的交谈后，毛主席不但常叫我的名字，而且也知道了我的家境。
“文革”时期几次难忘的警卫经历
“ 文革”那10年，我始终在毛主席身边，没有离开过，也没有轻松过，有时还有委屈和意想不到的危险，有许多往事我终生难忘。
1966年8 月8日，中南海贴出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0日首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天，首都群众敲锣打鼓上街庆祝《决定》发表，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不断涌向中南海西门。为此，中办在中南海西门外搭了报喜台，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
当天傍晚时分，喧闹的府右街上，突然爆发出高亢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原来散步走出中南海西门的毛主席被群众包围了。正吃晚饭的我获悉后心急如焚：主席在外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我一声招呼，集合起几十名训练有素的干部战士，飞快冲出中南海西门。只见主席被数以万计的群众围在报喜台前。“跟我来！”我向身后的同志们一挥手，找了一处人群比较薄弱的部位，以我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成“人”字形的雁队一样，切入人群之中，挤到主席面前。这时主席身边只有警卫员小王和护士小吴两人。大家都十分着急，可主席却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交谈。
接待站的同志见挤得够呛，便请主席登上报喜台。毛主席站高了，能见到主席的人就更多了。他面向欢呼的群众，微笑着招手、致意。成千上万的人们欢欣跳跃地向毛主席涌来，“毛主席万岁”的声浪响彻云霄，这种场面很不好控制。这时，恰好接应部队赶到，将人群开出一条窄窄的走廊，同志们簇拥着主席走下台来，奋力冲出人群。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要去出席。头天夜里，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穿军装上天安门，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自1949年进北京后，不管解放军服装怎样改变、更换，毛主席从来没有穿过军衣，因而也没有为他做过任何准备，适合主席穿的军衣真还难找。那时已是深夜，总后机关早已下班，而且这种需要也不好说清楚，也不符合当时的保密要求。汪东兴、张耀祠急得团团转。
张耀祠对我说：“你们中队有没有与毛主席个头相仿的？”
“有。”我说。
我们中队有个干部队员，叫刘云堂，他高大壮实，胸腰宽厚。春天发新军衣时，特号的都穿不上，只好为他量体裁衣定做一套。张耀祠听了兴奋极了，忙说：“快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量一量，看是不是可以用？”
我把刘云堂的新军装拿来，缀上红领章，钉上红帽徵，送毛主席试穿，除前胸尺寸不够略显稍紧外，基本上可以，主席表示满意。
这一夜，毛主席因兴奋而没有睡。清晨5点多，就穿上新军装要去天安门。我乘坐的车子紧跟主席的车驶出中南海，过筒子河到天安门城楼下。毛主席健步从西马道乘电梯登上了天安门西平台。主席忽然抽身下楼，说“要到广场群众中去”。
在晨曦中，毛主席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草绿色的军装，鲜红的领章和帽徵……即使坐得很远的人，也看得真真切切。瞬间，广场上掀起了欢呼的风暴，排列有序的队伍倾刻大乱，大家争先恐后要一睹毛主席的风采。
我们跟随毛主席出来的10多名警卫人员，围在毛主席的前后左右，生怕拥挤的人群冲撞到他身上。这时，中央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及时赶到，将拥挤的群众分开，清出一条通往金水桥至天安门城门洞的通道，毛主席才回到金水桥上。
主席破例出席陈毅追悼会
北京的1月，数九寒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了。呼啸的西北风，凛冽刺骨。1972年的这个冬日，在我的记忆中尤为深刻。那天下午，我正在游泳池值班室值班，忽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立即出发。我们没有任何准备。
我在主席身边许多年，知道陈老总不仅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而且还是一位在诗词上也能与毛主席唱和的诗友，这在众多的老帅、老将军中，还是为数不多的。因此，毛主席对陈老总的功绩、他的忠诚、他的才能都很重视，还在不少场合赞扬过他的高尚为人。可是，自“文革”以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对这位赫赫有名、忠诚不二的陈老总，不是要打倒，就是要批判……没完没了。这些奇异的变化，令我们难以理解。
前些日子得知陈毅在医院病逝，使人觉得意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年龄不算高，身体又那么好，精力充沛，性格豪爽，他的突然去世，很使人悲痛。近几日，又得知为陈老总举行追悼会有许多限制。很久以来，没有记得毛主席参加过这类活动。现今，忽然提出要去，使我们措手不及。
我立即拿起红机电话，分别向汪东兴、张耀祠汇报，并报告了周总理办公室，同时立即调来了毛主席外出所需的大小车辆，通知随卫分队做好出发准备。我还特别关照随卫的警卫战士，每个人都要带上长短武器和足够的弹药。“文革”这些年，我也有了经验，不管怎么说“形势一片大好”，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我们刚准备就绪，汪东兴、张耀祠也已赶到。这时，小张等扶着主席出来了。主席穿着平时常穿的睡衣，下身穿一条绒毛裤，连帽子也没戴。李指导员拿来一件棉大衣，就要往主席身上披，主席摆了摆手，表示不要。
我们的车子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前停下，我见门口冷冷清清，意识到可能通知晚了，有关方面还没有准备好，主席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