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黄华，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搏击风云；对待外国友人，他和蔼可亲，广结善缘。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参与了中美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工作，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协助斯诺完成《西行漫记》

    1913年初，黄华出生于河北省磁县一个大家庭，19岁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他的夫人何理良曾回忆说，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6月，黄华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立时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讲师埃德加·斯诺诚邀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高兴地一口答应了。斯诺的这次延安红区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其中就有不少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保证了记录的准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他的参与。

    这次旅行中，黄华初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非常感谢黄华托周恩来转交他从西安带来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运动后好久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当即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黄老其实原名叫王汝梅，黄华是他的笔名。”何理良说，到了苏区后，黄华从此不再用原名，也是考虑到从事革命工作后，怕用原名会连累家庭。结果后来“假名”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甚至以后他的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60载伉俪情：结草衔环好姻缘

　　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当时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其中，就有跟随父亲何思敬到达延安，成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7年初受广东革命政府邀请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来到延安后在抗大任教，后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编译局翻译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亲王艾英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从香港来到延安，那时何理良才14岁。

　　“何理良是朱总司令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常一块儿到总司令的院子里来玩，因此我常同她见面。”在书中，黄老回忆旧事时这样写道。而把两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何理良提到往事时说：“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说找对象就得找像黄华这样的。说他不错，知识分子，待人诚恳。我当时心里也觉得他不错。”在她眼中，黄华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很关心她，当时她缺一本俄文的语法书，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了送给她。“我挺高兴的。”她笑道。那时延安的娱乐生活非常简单，恋爱时两人唯一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就是参加周末晚上举行的舞会，在“打谷场上，穿着草鞋，在油灯底下，在一把胡琴的伴奏下跳舞”。1944年秋，他们决定共结连理，但那个阶段，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还是从一张集体照中“抠”出来的。镜头中，年轻时代的何理良梳着齐耳短发，身上穿的一件翻领的棉袄似乎颇为时尚。何理良笑着解释，实际上那就是延安统一分发的制服，只是因为不喜欢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所以请妈妈改了一下，在领口处缀上了别致的齐排扣，从而显得与众不同。

　　黄华与何理良携手走过六十多年，“他给我留下两句话：‘如有来生可期盼，结草衔环好姻缘’。”何理良说。

    引人注目的外交才子

   “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感叹到。新中国成立后，黄华一直在中央外事部门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黄华参加了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委派他处理。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

    1971年11月，任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黄华参加了周总理与基辛格的主要会谈，并参与制定轰动世界的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斯诺生前曾评价说：“在周恩来培养的外交谈判人员中，数他才华出众。”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应邀访美，这是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据原公安部凌云副部长回忆，台湾特务及美国恐怖组织企图对小平同志搞暗杀活动。中央高度重视小平赴美的安全问题，指示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央警卫局研究应对措施。1月6日，黄华将中央的决定通知公安部长赵苍壁，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先期赴美协调。1月28日，邓小平由美国两位负责安全的官员专机陪同到达华盛顿。2月2日，邓小平从宾馆到西蒙顿市参观，在大厅出门时，一歹徒抢在美安全官员凯利之前，奔向邓小平，被美方警卫人员制服，化险为夷。2月5日，小平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于2月8日回到北京。在陪同小平同志访美期间，黄华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恪尽职守，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能力，会同各方面力量，为这次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第五任外交部长

    1976年12月，正在纽约的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12日，刚刚下飞机的黄华便被告知：中央已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长。这样，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五任外交部长。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黄华深情地回忆了他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负责外交部工作的体会。在他看来，小平同志身上兼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过细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正是邓小平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发展了我国的国际形势观和外交思想，对原来不适当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做法作出调整，使中国新时期的外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时期。黄华还透露了与邓小平交往的细节——

    我（1980年10月陪法国总统访问西藏）回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看小平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说我去了西藏，羡慕之至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

    小平同志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小平同志是四周前从黄山参观回到北京的。他撩开裤管对我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那种刚毅精神还像他年轻时一样，丝毫未减，令人敬佩。

    1983年至1988年，黄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除承担繁重的国务活动外，又满怀热情地组织外交界人士、专家和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

　　1984年9月，黄华发起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三S指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黄华在成立大会上赞扬了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的功绩。他说：“在我国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时常看到一些外国新闻记者的身影。他们不畏艰险，冲破封锁，记录中国革命的狂飙巨澜，报告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1991年，黄华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黄华的领导和主持下，国际友人的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国际友人丛书》。由于黄华竭心尽力地工作且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各国友好人士和青年们的敬仰。

    耄耋之年写回忆录

    2007年，黄华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是从91岁开始写作的，前后花了4年时间，总计45万字。”何理良介绍说，书中关于我党延安时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几乎全靠他个人记忆。“他记忆很不错，别看昨天的事情记不住，但那些年轻时的经历，比如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两次、在狱中写作、出小报《牢狱之花》等经历，1949年南京快解放时，他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让他到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等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

　　晚年的黄华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重病中的黄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琢磨国际上的事情。黄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比如，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由于黄华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的。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事实上，这时候的驻外人员常常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当时还曾经发生过一起常驻纽约代表团的服务员王锡昌同志在罗斯福旅馆被害身亡的不幸事件，经查王锡昌房内的暖瓶里有剧毒的尼古丁溶液，中方怀疑是蒋帮特务的暗杀阴谋。

　　何理良说，之后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在保卫工作方面做了许多规定，而美国人对他们这些驻美的中国外交人员也有很多规定，比如不允许他们在哥伦比亚广场20英里以外的地方活动，如果要去，事先要报告美国国务院得到批准才可以。“有一次我国的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比赛正巧在20英里外，所以我们只好专门申请才能去看比赛。”她说，美国当时是把中国当成敌对国家对待。“我们门口总停着一辆汽车，只要我们一出门就尾随，有时候我们星期天去郊外看风景，他们的车就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停下来。”

    何理良说，由于黄华接触的很多事情都属于外交机密，在没有解密前，即使是对于自家人，黄老也是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