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梅

　　二十年前，杨绪林，还是设在厦门的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的副研究员，1997年11月15日，他曾随中国第十四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起程，经太平洋、南太洋，冰区，西风带浮冰区，行程一万多海里，历时两个多月，于1998年1月21日，抵达南极中山站执行科研任务。1998年2月26日，作为越冬队员，杨绪林送别返航的“雪龙”号，与18位同伴一起，度过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南极越冬生活。

　　送别度夏队员

　　杨绪林在此之前，曾三次赴南极考察，但在南极越冬还是第一次，1998年2月26日，刚过完春节不几天，他和留下的另18名越冬队员在中山站送别度夏队员离站。在振兴码头等候着从“雪龙”号开来的小艇那一阵子，是他一生中最感沉闷的时候，码头上静得有些难熬。上船的对留下的说“平安越冬”，又握了几遍手，搜肠刮肚的，似乎再也没有语言可以安慰留下来的人。而留下来的，也心沉沉的，眼泪开始往下流。半空中贼鸥“嘎嘎”的叫声越发映衬出气氛的沉重。

　　“雪龙”号下次再来到中山站，得10个月以后，杨绪林和同伴，将要在中山站，在这个地球最寒冷的南极世界里度过一年半时间。500多天，包括两个元旦，两个春节，中间夹着一个“五一”，一个“十一”。

　　小艇到了，靠岸。人群骚动起来，一个越冬队员突然请示站长吴依林，可不可以吻一下离站的某电视台的女记者。一阵哄笑，大家僵直的脸部肌肉自然多了。接下来就是站医绳厚福拉着上了船过的队友的手嘻嘻哈哈地高喊“再见”。没留神艇离了岸，等到发觉自己的“劈叉”，已经没法收腿，“扑通”一声落水。

　　送走转运度夏队员的小艇，回来的路上谁都不想说话，原先120多人的考察队伍，剩下他们19位队员，可容纳60人的餐厅，一下子空了许多，好像散了戏的剧院，队员们的心也空落落的。厨师根据离站人数少做了饭菜，这一晚饭仍剩得很多，几乎没人有碰过晚饭。

　　一连七天，队员们不但没有食欲，连话都不愿讲，心里非常的难受，直到一周过后，低落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恢复。

　　南极越冬，

　　处处都充满危险

　　在南极越冬，杨绪林感受最深的是，每一处都充满着危险。它不像国内的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都不常见，而南极大陆，气温在零下40多度的时间相当长，风速每秒达到53米，比12级台风还大，一张纸片，一眨眼就飞出50多米远，要是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早得大大超出以往的气象记载。2月2日，第一场大雪下过之后，中山站就一改往日的面目，灰黄色的地面和不少设在雪里的设施如管道系统，就得10个月后才可以再见。从这时起，将有200多天与世隔绝，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样情况，火灾也好，地震也好，出现伤亡也好，中山站都无法获得外界的援助。

　　4月初，中山站的气温开始下降，加上中山站靠海，大风一吹，雪就在两栋房子中间堆积起五六米厚，队员出门就得爬雪坡。迎风的门得封，背风的门，每遇狂风大作，三天两头就被雪堵得严严实实，把杨绪林和队员们困在集装箱制成的房子里。早上起来，都得挂电话叫住在另一栋房里的人过来用锹挖。挖来挖去，雪越积越厚，形成和屋顶齐平的雪障，门在雪坑里，像个地窖口，人只好从窖口爬出来。要是所有的房子都被雪堵住，生命便有危险。

　　杨绪林清楚地记得，在越冬期间，站里也出现了好几次险情，第一次是4月26日，负责气象观测的一名队员，早上走到气象所，刚拉开门，就嗅着味不对，这位队员冲进操作室，满屋浓烟呛人，屋角明火摇曳，幸而及时发现，不然整栋楼里的设备都有可能化为灰烬。

　　在19名越冬队员中，杨绪林是唯一一位南方人。出生在厦门的他，很少见过下雪。在南极越冬期间，他才体会到“滴水成冰”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看着生铁管里流出的一滴水要往下掉，但一眨眼间，水滴还来不及离开管口，就被凝固成冰块。怪不得站长一再强调，手纸不准丢进大便器，茶叶不准倒进水池。如果造成一次管道堵塞，全站的队员得冒着严寒挖开积雪一截截地查找，疏通管道系统。如疏通不利，低温很快就将全站的下水系统冻死。而中山站的管道循环系统不仅提供生活用水，还保证着发电机的冷却。发电机不工作，等于人的心脏停止跳动，那是最危险的事情。

　　尽管全站人员都加倍小心，但仍发生了停电事故。进入4月下旬，中山站的气温已降到零下41度，能在零下35度使用的35号柴油都冻得结蜡。一天，大油缸通往发电厂的200米输油管里的油被低温冻结，造成发电机无法运转。好几栋房子都停止了运作功能，不但没有生活用水，整栋房子没有一点暖气，犹如冰库一般。全站队员赶紧挖开积雪，烧来开水，把油管烫热，历时8个小时的奋战，才使油管恢复正常输油。

　　一次意外的遭遇，也使杨绪林感到南极的危险。这天，杨绪林与一位队员合骑一辆摩托车到海面检测冰山迁移情况，因积雪被风吹得高低不平，路上又经常出现裂缝，一路颠簸，在距站区6公里的冰面上突然熄火。两人修了一个多小时，车子依然不动，随身带的对讲机又没电，无法向站里求援，两人只好步行返回。所幸当时的气温已达到了冬季时最高的温度，加上天气晴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杨绪林在南极考察的主要任务是调试由海洋三所研制的污水处理设备，并承担科研项目“气溶胶”样品采集工作，因此要常在风雪天气中外出。一天，风力高达12级，杨绪林担心污水处理设备被刮坏，与一位队员出去查看。当时能见度很低，十几米开外就看不清楚，为了防止被风刮跑，两人只好用绳子牵着，背逆着风行走，踩在冰面上，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在南极越冬，也让杨绪林真正体会到了寒冷的滋味。有一次，大风刮断了一根天线，杨绪林爬到梯子上，想把天线接起来，可带着棉手套的手变得极不灵活，无论怎么样都拿不住天线的接头，他干脆把手套脱掉。然而，当他刚抓着二根接线，手就无法松开。开初他还以为天线有电流，用力一拉，发现手竟然粘在了铁线上，皮都被拉脱了一块。但他还是坚持把天线接起来。10多分钟后，爬下梯子，不但手关节肿得通红，还无法伸直，回到屋里用热水整整泡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一点知觉，然后就是钻心的疼痛。

　　“旁听”别人的通话，

　　成了排遣寂寞的方式

　　在南极，收不到电视，也看不上报纸，每一天下午收听半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几乎成了他们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当杨绪林从广播中得知国内遭受特大洪灾，赶紧挂电话给单位，要所里帮捐款。不久，越冬队员也开始组织捐款活动。杨绪林又捐出了200元，站领导都说：“老杨，你向单位捐过了，没必要再捐了。”

　　“我是党员嘛，该多捐点。”说得站长也无话。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队员们每天下午还可以通过北京转接的微波线路打长途电话。

　　中山站使用的是单边带话机，按着钮讲话，松开钮听扬声器里对方说话。这种通话方式吸引了许多不通话的人到报房来“旁听”。听别人和家里通话，也就成了他们排遣寂寞的一种新方式，也是他们接受外界信息的另一种途径。家务事比政治还公开透明，跟老婆或正在谈恋爱的女友打电话，周围坐着一帮爷儿们，一个个竖起耳朵一本正经地听，认真劲儿不亚于当时国内人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

　　曾有过一次家事“过于公开”的事例：有个队员春节和妻子通话，妻子关心丈夫身体情况，丈夫说：“我挺好的，体重都81公斤了。”妻子惊叫：“呦，你想压死我了呀。”使得全站的人都一阵哄笑起来。

　　杨绪林是站上唯一一位讲闽南方言的人，每当他用方言与妻子通话时，旁听的队员都意见纷纷，抢过按钮大声地说：“嫂子，请讲国语。”杨绪林和妻子都理解队友们的心境，很快就改用普通话。

　　这年春节，杨绪林约好晚上8点挂电话回家，但通话时间只有下午4点到6点的两个小时，19名队员个个都早早地在报房排队等候，想通过电话给远在祖国的亲人报一声平安。杨绪林见队友们久久不愿意放下话筒，心想自己是位老队员，已不是第一次来南极，就把通话机会让给了队友们。自己站在一旁，从队友与家人通话中感受新年的气息。那天晚上，妻子和女儿一直等到凌晨4点多都无法入睡，以为老杨出了什么事情，直到大年初一，接到杨绪林挂来的电话，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度过难熬的56个极夜

　　在南极最难熬的是极夜，从4月底开始，白天只有一两个小时才能见到些许微光，转眼又黑透了。

　　原先，越冬队员还可以和附近俄罗斯进步二站及澳大利亚戴维斯站的队员来往，日子似乎还有一点生气。进入4月底，中山站就开始进入长达56天的极夜生活。也就是说，杨绪林和另18名越冬队员，要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山站度过56个没有白天的日子，除了去观察站进行正常的工作外，几乎无法外出。杨绪林和队员们被严寒和黑暗逼迫得只剩下房子里这有限的空间，人的生活规律将完全失去常态。开初，杨绪林和队员们的心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和孤独，接下来就是烦，那是身在国内无法想象的烦，烦得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

　　每遇不值班或不观察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往有光亮有人声的地方走。饭后，队员没事也在餐厅集体闲坐着，寻找各种话题或笑料。但时日一久，该讲的差不多都讲完了，最终还是长夜无言，相对枯坐。面对恶劣的天气，加上极夜打乱了人们的生物钟，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无助的感觉，困扰着越冬队员。

　　不久，有几名队员身体开始感到不适，出现早搏。队员们的心里有了一丝紧张。

　　进入7月初的一天，极夜依然没有结束。下午3点多，离中山站不远的俄罗期进步二站挂来电话告急，说他们的一位副站长出现异常。当中山站的队员赶到俄罗斯进步二站时，副站长已撒手人寰。这是一位非常好的站长，经常来中山站帮助越冬队员解决一些困难，朝夕相处几个月，就这样离去了。

　　从进步二站回来，队员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心头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杨绪林和站长都感到事情不妙，站里五位党员开始坐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要让队员们想方设法找事干，尽量淡化极夜带来的不良影响，让队员们减轻一些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于是，站里开始组织各种讲座，开设英语学习班，举办多种比赛，一直持续到9月。

　　在南极冰川，杨绪林也经历过一份狂喜。7月底的一天，站区里响起急促的钟声伴着各栋房子里的电话铃声，杨绪林还以为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赶紧全副武装起来。后来接通电话，才知站区出现极光。沉睡了56天的中山站，一时沸腾起来，全站队员一齐爬上山丘，只见一个火红的太阳从远处升起，向着雪地里19个小小的人影倾注着亲切的抚慰。19名队员激动得齐声高呼：“太阳……”有的队员抓起一大把雪块向远处投掷。杨绪林说，除了大年三十那天，接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代表江泽民主席向南极考察队员挂来问好的电话时，有过那么激动外，这是在南极最为激动的时刻了。但不到一个小时，一切又复归黑暗。

　　8月中旬以后，白天微光才逐渐强化成不折不扣的阳光，蛰伏过极夜的杨绪林和他的队友们，体内躁动着候鸟奋飞的欲望。

　　结束越冬生活，

　　撤离南极

　　9月底，越冬队员终于接到国家极地办的传真，要求越冬队员探查冰情，为即将到来的15次考察队从船上卸运大型设备找到安全道路。得知中国15次考察队从上海出发的消息时，杨绪林和队友们的心也开始放晴。

　　1998年12月4日，中山站终于和“雪龙”号打通了高频电话，“雪龙”号已冲过了西风带，接近南极洲的陆缘冰。七八个人闻讯登上了气象山，拿起望远镜在布满冰山的海水里寻找。

　　过了两天，“雪龙”号考察船远远出现在海面上。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状态下生活了近300天的越冬队员们，早早跑到山头上，期待着与祖国亲人见，当时，已经49岁的杨绪林说，在自己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与亲人朋友重逢不知其数，但从没有像这次一样，亲切、激动、令人难以忘怀。

　　1998年12月，中山站又季节性喧闹起来。14次考察队继续值班，为15次考察队冰上卸货赢得了足够时间后，陆续进行工作交接。

　　1999年2月，19名越冬队员徒步撤离中山站，历经三天的行李搬运，撤上了“雪龙号，踏上了返航的行程。

　　回忆南极越冬期间所经历的500多个日日夜夜，杨绪林说，尽管艰苦，但却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南极精神，体会到什么是人生境界。在南极，队员丝毫没有考虑什么个人利害得失，更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然而，为了南极事业，个个都甘愿吃苦。杨绪林说，在南极建站，我们的工作不是代表一个人，也不是代表厦门，而是代表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杨绪林和他的队友们犹如南极暗夜中的星辰，为祖国发着光，发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