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坤英口述，邹家梅撰文
　　这是一张59年前的结婚照，隐藏着我与老伴陈耀忠一段海堤为媒信作桥的爱情故事．．．．．．
　　1953年初，年仅18岁的我，正在厦门师范学校就读。当时，志愿军战士还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感动得我心潮澎湃。于是，我响应老师的号召，给前方的志愿军战士写去了一封慰问信。
　　信发出后不久，我毕业了。由于厦门刚解放，百废待兴，本该分到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毅然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海堤建设中。
　　10月初的一天，我被邀请回校参加三周年校庆。班主任把一封从朝鲜战场寄来的信交到我手里。当晚，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给这位与我结对通信的名叫陈耀忠的志愿军战士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鸿雁传书。他在信中叙说战场上的艰苦、战士们的英雄事迹；我向他汇报海堤建设的进展情况，有时也谈人生谈未来。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在信里向对方倾诉。
　　那时，有好几位一同参加海堤建设的男同胞，向我射来丘比特神箭，可我总是无动于衷，心总像在等待着什么。
　　暑往寒来，不觉就到了1956年春天，已经提干的陈耀忠接到要回国接送新兵的任务，他把渴望来厦门见一面的想法写信告诉我。尽管几年的书信往来，我们从没谈及女儿私情，但两颗年轻的心却离得越来越近。我何尝不想见见自己心中一直崇拜的偶像。然而，那时正值海堤建设最为紧张的施工阶段，我考虑到耀忠来厦，自己也抽不出时间陪伴他，只好写信把自己连续七天七夜都奋战在海堤工地上的情景告诉他。就这样，本来可以见上一面的我们，又和原因错过了。
　　耀忠难得的一次回国机会未能来厦，只得回到老家上海。这期间，家里也给他介绍了几个女朋友，其中有电影演员、机关干部，尽管条件都十分优越，但耀忠总觉得缺点什么。
　　尽管我们的爱情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可也经历了一段小小的波折。我和耀忠通信四年，开始谈婚论嫁了。父亲不太赞成我和耀忠谈恋爱，他说：“要是想找解放军，我一定在厦门帮你找一个满意的。”我就把耀忠的照片拿出来给父母看，父亲却说：“相片与实际有距离，别看相片上长得英俊潇洒，战争那么残酷，假如双腿残废，相片上也看不出来，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只好暂时不谈这个话题，但我和耀忠的通信却更频繁。
1957年4月初的一天，单位政治处干事突然问我：“小郭，你是不是有一位男朋友在朝鲜？”直到此时，我才知道部队已向单位发函调查自己。几天后，我又接到耀忠要来厦门的电报，得知这一消息，我的心里真是又高兴又紧张。
　　海堤通车那天，耀忠怀揣结婚证明，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出嫁，乘上了开往厦门的第一列火车。那天，天空高远，万里无云，阳光照在大海上，波光粼粼，我站在海堤上，想到很快就要见到自己的心上人，心里也涌动着幸福和喜悦！
　　当我把耀忠带回家时，父母见他一表人才，举止斯文，一改当初的反对意见，一致赞成我们尽快完婚。
当时，我刚从海堤调到厦门橡胶厂党组任干事，每天都得下基层，工作无法脱身，只在结婚的前一天下午回家准备，第二天请来几位亲朋好友举行完礼。
　　婚后，耀忠和我在让度过了15天的“蜜月”，又回到了朝鲜前线。此时，部队已有培养他上军医大学之意。为了补习文华，1957年底，他调回哈尔滨上速成中学。
　　1958年底，组织上考虑到我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让我办了随军手续。我与从鹭岛北上部队驻地齐齐哈尔，开始长达20年的军嫂生涯。原以为可以相依相偎过一段平静安寄的日子，谁知刚抵达部队所在地，行李还没来得及整理，耀忠就接到速赴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进修的通知。就这样，刚来到北国这座陌生的城市，我又开始了另一种新的两地分居生活。尽管当时有些难舍难分，但想到对耀忠的将来，还是强忍着相思之苦，让耀忠去了长春。
　　独自一人留在齐齐哈尔，人生地不熟，生活极不习惯，在南方吃惯了大米饭的我，来到北方吃的却是高粱玉米面，一时难于下咽。更让我难于适应的是气候差异。从四季如春的厦门，来到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温差从十几度一下降到堆下三十多度。有一天，我骑车从几十里外的单位下班回来，两只扶车的手被凛冽的寒风冻得失去了知觉。从车上跳下来，仍无法弯曲，幸而被宿舍楼的两位值班老人发现，把我叫进值班室，帮我把手搓得发烫后，再放进她们各自的心窝捂热，才使我两只冻僵的手恢复知觉。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9年春，从军二十多年的耀忠，也要从部队转业回地方。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与耀忠商量后，决定回到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耀忠也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决定。回厦后，他任集美医院院长，我也到集美区落实办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
　　一晃近60年过去了，已到耋耄之年的我们，早已退休，子女也已成家立业。偶尔我们还会回到海堤上散步，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