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佩戴的标志，这个纪念章本来是金色的，现在褪色了。”拿起一枚布满铜锈的纪念章，黄老娓娓道来。

      1957年，黄老作为解放军放映员的代表，进京参加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4月14日早上，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悄悄通知黄老乘坐汽车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过了一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进来了。

   “这是解放军放映员黄友奎同志。”听到工作人员这样介绍，周总理握住黄友奎的手说：“好啊！我们是同行。我也当过电影放映员。在延安的时候，我从苏联带回一台乌克兰放映机，经常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映电影。”

      风趣的话语，让非常紧张的黄老一下子放松下来。“总理还对我说，应该多给边远地区的部队放映，他们条件艰苦啊。”总理的话，黄老一直牢记在心底。

      会议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于是有了这张长2.2米的老照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都在上面，还有赵丹啊、白杨啊，好多人。”黄老指了指第一排右起第四个说：“喏，这就是我。”照片上的黄老23岁，风华正茂。

      为什么会有这次进京之行呢？这还得从黄老的15岁那年说起。1949年，15岁的黄友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随部队辗转来到福建。当过炮兵、机枪兵、侦察兵，后成为部队的电影放映员。

      1954年“9·3”炮战后，厦门前沿阵地战火纷飞。黄老的电影放映机呼呼转动，放映组坚持把电影送到最前线，后方操场上、前沿战壕中都是他们的电影院。挂不了银幕，就用木棍、铁钉把白被单挂起来当做银幕。电影被炮弹轰炸打断是家常便饭。“炮弹来了，大家就紧急疏散，炸完了，再回来接着看电影。”黄老回忆说，一场电影经常要被迫停五六次才能看完。

      有一次，他们正在掩体内为青屿四连的战士们放电影。突然，一枚炮弹在掩体门口爆炸，发电机的底架被炸出了两个洞，电线也被炸成几截。放映员们不顾危险，立即用绝缘胶布把电线一段段接好，保证电影能接着放，战士们在炮火声中看得如痴如醉。那时候，看电影是战士们唯一的文化活动，也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刻。

      还有一次，在曾厝垵坑道，黄老和放映员们连续放映了两天，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这时，走进来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小战士，他说自己刚从炮位上下来，前两天的电影没看上，能不能再放一场。黄老他们当即就拉开银幕，为这唯一的观众放映了一场电影。

      1960年，黄老再一次光荣进京。6月1日，黄老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又称全国文教群英会），与会代表6000多人。作为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的黄友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93师政治部电影队队长，年仅26岁。

      出席这次会议的先进工作者都被评定为全国劳模，但黄老工作频繁调动，对此毫不知情。一直2003年，黄老写信到全国总工会询问，才接到肯定的电话，“黄友奎同志，您是全国劳模”。这份荣誉迟到了43年。

      在黄老厚厚的旧相册里，还有一张同样十分珍贵的老照片。那是他和母亲唯一的一张合照。那是1960年，黄老在去北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的路上，火车途经金华，黄老中途下车与母亲连夜拍了一张张合影，第二天又赶去赴北京。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5岁当兵就离开了妈妈。”黄老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黄老的一生，固然有许多热血澎湃的“高光时刻”，而他与母亲的温情回忆，纯朴平淡却让人动容。

   “在战场上冲啊杀啊都不怕，就是想妈妈。”黄老说，1949年8月他入伍后跟着部队到厦门，在解放同安后，他光荣负伤。10月1日，他正在野战医院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大家一片沸腾。

      那时，黄老已经离家2个多月，因为邮路不通，和家里断了联系。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支钢笔、一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没有墨水就用染料兑了水当墨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

      收到母亲的回信，已经是半年后了。“母亲在信里说，儿啊，妈妈想你，你回来吧。我当时抱着信纸，嚎啕大哭。”当时的场景，黄老历历在目。“没有一个战士不想家，但每个战士的使命就是要为国守住家。”黄老说，他从不后悔上战场，若有可能他还想再当一次兵。

      老骥伏枥，初心不改。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虽然黄老年纪大了，但他依然不忘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下一步，作为区委老干部局、区委离退休干部工委 “银辉先锋”老党员红色宣讲团的首发成员，黄老将和其他思明区老党员、老干部一起，通过志愿宣讲，传播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